宁可少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子

北京时间8月31日下午，2000年度麦格赛赛奖在马尼拉市颁发。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因在中国推动民间环保教育而获得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奖金5万美元。

梁从诫是梁思成、林徽因之子，退休历史学教授，目前就职在中国文化书院。业余时间，创办了“自然之友”，一个非赢利的民间环保组织。700多会员只有3名拿薪金的正式工作人员，其余全都是志愿者，包括梁从诫和他夫人方晶。

季羡林先生评说梁从诫：“宁可少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子。”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沙滩北街一幢四层写字楼里的“自然之友”办公室，采访了梁从诫先生。

△“法新社刊发这一消息时称麦格赛赛奖是‘诺贝尔奖的亚洲版’。好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奖”？

●“那是法国人的说法，在这之前，我们都不了解这个奖，不知道它有多大个儿。这个奖是颁给‘自然之友’的”，它是“亚洲环保冠军奖”。

△您是历史学者，为何跳出书斋？是哪件事触动您创办了“自然之友”？

●哪件事？说不好。潜移默化吧。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我们大家都是逐渐认识的。那时我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编辑，一些作者来稿谈到污染问题，尤其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担和压力，引起了我的重视。从他们的稿件中我才知道，污染和污染源不是一回事，我国水体中，40％的污染是乡镇小企业造成的。

我想，我们能做点什么？一切都要等着政府？

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全球环境峰会，几千家各国的NGO（非政府组织）组织也到会，会议最后形成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税》等几个文件，头一次把可持续发展写入全球宣言。中国那时还没有一个环保的NGO。

我们想做环保，为什么不自己组织起来？1994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绿色分子”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我们把这个叠床架屋的复杂称谓简化为“自然之友”。

我们给它定的方针有两个：不唱绿色高调，不做绿色救世主。以推动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留对政府监督、批评的权利。

△六年会长，每天朝九晚五，您最难忘的是怎样一个工作日？

●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11月底的一天。徒步考察长江源的旅行家杨欣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在这一天，不约而同地来到“自然之友”办公室。

杨欣向我们介绍了长江源地区生态严重退化的情况，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正在被盗猎者开着吉普车、架着冲锋枪大肆猎杀。奚志农向我们介绍了滇西北的原始森林正在被滥砍滥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无处栖身……

杨欣还向我们讲述了索南达杰的故事。他是第一位为保护野生动物藏羚羊而牺牲在战场上的政府官员。后来，我们就介入了挽救滇金丝猴和藏羚羊命运的一系列保护活动。包括向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组织大学生赴滇西北，为“野牦牛队”募集资金购买吉普车，甚至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希望英国政府严守国际CITIS公约，禁止藏羊绒的国际贸易等等。

经过媒体、公众和有关部门几年的共同努力，现在，滇西北的森林砍伐已经被禁止了，国家在三江源建立了全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滇金丝猴和藏羚羊的命运已经引起国内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自然之友”六年多了，700多会员，好像还不够壮大。是不是有许多人向梁会长写申请？哪份申请您印象最深？

●“自然之友”能做多少事，不由人数决定。其实，环保主义者能做的改变非常有限。周围的空气，街道上的花草，水里的鱼儿……我们能改变多少？我们能做的最多的是教育和呼喊，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意见，在全社会都追求物质生活的时代提醒人们：我们还有子孙后代。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扩大队伍不是目的。去做事，一点一滴地坚持，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生活环境中，实践绿色承诺。

每份会员申请都是郑重的。我最珍视的是西藏自治区治多县县长王玉虎的入会申请。前年他到北京出差，特意来到“自然之友”交上他的入会申请。他那里是长江第一县。有这样的会员，我很欣慰。

△最后是一个有关您个人的问题。作为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您受谁的影响大？父亲还是母亲？您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和家庭教育有什么关系？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父亲是个严谨的人。小时候念书，他是从削铅笔这样的小事开始要求我的。不许用转笔刀，只能用小刀。一刀一刀将铅笔削出修长、匀称的模样。他动手能力很强。家中土木、电工，一切活计都是自己设计、自己操作。我母亲是个充满灵性的人，经常给我父亲一些灵感和火花。后来父亲跟我说：“我文章中的‘眼’，都是你妈妈点上去的。”他们两人的结合真是很完满的一种。

△建国之初征集国旗设计方案，您的方案还曾入选了。那时您大概是个中学生吧？是受您父亲的影响吗？关注社会、热心参与是梁家的传统吗？

●那时我17岁，是背着我父亲设计并提交的。事先我哪敢让他知道，他是国旗设计方案审定成员之一，他是绝对不允许我这么做的。我的方案入选后他才知道的。他没夸我也没骂我。倒是最早把我的方案落选的事告诉了我。

不知不觉已是中午。随梁先生、梁夫人和“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下楼去食堂吃饭。大家从卖饭窗口端着各自选好的饭菜落座，梁先生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制的小口袋，拈出一双筷子，又拈出一双递给对面的同事。再看梁夫人，掏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小口袋，里边有筷子若干双，勺子一把，吸管一支。顿时，我对着自己取来的一次性筷子和一次性塑料餐碗，羞愧难当。我像个野蛮人一样吃完了这顿饭。

8月27日，记者又采访了梁从诫的夫人方晶和“自然之友”工作人员谢梅。此时，梁先生已飞赴菲律宾，准备参加2000年麦格赛赛奖的颁奖仪式。

头一次与谢梅见面。她递过来的名片是个“三次利用品”：废纸（印刷过一次）背面印制的名片，名片的原主人是“自然之友”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谢梅在这张作废的名片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电话。一张名片，两次印刷，一次手写，依然清清爽爽，拿在手里，过目不忘。

面对梁先生的家人、同事，我继续几天前的追问。

△他的父母为何给他起名“从诫”？

●方晶：古代有个建筑家叫李诫，给他起名“从诫”，希望成为一个建筑师。但他后来考清华建筑系差几分，虽然系主任就是梁思成，虽然梁思成有许多朋友都在清华，大家都认为这只能是个遗憾。那个年代，“走后门”这种事是绝对没有的。于是，他改学历史了。他从不讳言这段遗憾。这是历史事实嘛，在课堂上他还把这事讲给学生们。

他对建筑的感情和知识完全是家中的气氛“熏”出来的。80年代中期，他把父亲早年用英文写的在国外出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也算完成了他对父亲的一桩心愿。

△梁先生为什么提倡人们应该过一种简单生活？

●谢梅：有一年梁先生请我们去他家过春节。那是我第一次去梁家吃饭。我是预备去大吃大喝一顿的。进门一看，梁先生亲自下厨，做的炒面，有几样凉菜、水果，大家围坐说笑，这么简单但没有打扰地过了一个年。整个晚上，梁家电视一直未开。那是我记事以来头一次过了一个没有春节联欢晚会的除夕之夜。特别新鲜，特别好。我头一次知道，没有电视，可以过得这么好。

现在，我已经养成少看电视的习惯了。没有电视，生活中并不会有缺憾，倒是少了一份喧嚣和浮躁。

●方晶：今天我来贵宾楼存车的时候，存车师傅问我：“你来这儿干吗？打工啊？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我不爱听这话，现在的人一张嘴就问钱。骑自行车的人就不能来贵宾楼说点正经事？难怪一位美国的“中国通”对我说，现在好多中国人只剩下Maneyandme了（钱和自己）。

骑自行车而受歧视，老梁也碰到过。有一回他骑车去政协开会报到，门卫拦他：“你给谁报到？”“给我自己”，人家不信，他掏出委员证才进了门。

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这次梁先生去菲律宾领奖，大家都说那么正式的场合应该有两套正式的衣服。于是我陪着梁老师去国贸。路上梁老师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这回买“大礼服”他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衣服买回来，我们让他穿上走两步。我怎么看怎么别扭，一低头发现他脚上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这衣服太不相配了，方老师说那鞋是1979年去日本时买的。我们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说：“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方老师，您二位生活中有什么大的开销吗？

●有哇。好书，好电影，好VCD，都不拒绝。CD太贵了，我们计划是一月只买一张。我们俩也看进口大片。《泰坦尼克号》老梁看了两遍，陪我看一遍，陪女儿看一遍。他喜欢里边的音乐。

从电影院出来，他对我说：“我们这个地球就像泰坦尼克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在不同等级的船舱里，喜怒哀乐，热热闹闹。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船快要撞到冰山上了。”

谢梅：那天你采访梁先生时坐的沙发都是捡来的，没看出来吧？多像样儿呀。

方晶：“自然之友”的许多办公用品都是别人淘汰的，我们重复利用，如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我们那个保险柜才100块钱。那椅子套，是会员们自己在家缝好带来的。

谢梅：在“自然之友”绝对没有公款吃喝的事。以“自然之友”的名义只请过两个人吃饭，一个是来自英国的猩猩专家珍妮·古道尔女士，一个是可可西里的“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大家一起吃饭总是AA制，每人5—10元标准。

我原来在很多大公司工作过，以前的同事听说我来干这个，钱比从前少多了，无法理解我。但我真的喜欢这里的工作和工作环境。我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活得很真实，心里很快乐。有很多人追求物化的生活，追着追着就找不到家了，我听说有两个老板为打赌，一顿饭吃掉36万元，真是疯狂，就算吃掉360万元，能换来心里的快乐吗？

方晶：老梁说过，关心环保是在利他的基础上开始的。他人关怀，社会关怀，从而走出个人关怀，眼光放长远。环保教育，是打开而不是给予。说到底是做人的教育。

他曾讲，就算最后我们这些人什么也没干成我也很高兴。毕竟团结了一批人，尤其是一批青年朋友。毕竟还不是人人都只顾挣钱了。

梁从诫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一位历史学者思考问题时特有的穿透力。

“我总觉得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思中没有把地球资源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有限性考虑进去，是一个历史性的缺憾。世界多数欠发达地区人口总是越来越多，从而人均资源占有量总是越来越少，人们的‘需’却在‘不断增长’。而已发达地区两三百年来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地区资源的掠夺之上的，这种掠夺今天已转变为‘平等贸易’的形式，在这种格局下，目前没有一种可以设想的机制能使已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趋于平等。”

“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在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永远也做不到事实上的平等。中国人、东南亚人和南亚人、非洲人等等，将永远不可能达到西欧、北美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因为这些地方的资源绝对支撑不起这样巨大的人均消费需求。1998年，全世界最富裕的1／5人口竟消费了全世界GNP的86％！”

今年4月22日“地球日”那天，《东方时空》主持人敬一丹对观众说：“如果你面对地球，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想做些事，又觉得孤独，你可以参加一个环保组织，在那里，你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得到群体给予你的力量。”

杨晓光

资料：麦格赛赛奖是以菲律宾前总统麦格赛赛命名的、专为在社会活动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而设立的奖项。

自1958年设立以来，全球已有200多位著名社会活动家获此奖，其中以亚洲人士居多。麦格赛赛奖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中具有崇高声誉。